王蒙先生音频平台首次发声，从孔孟老庄到理学心学，多重身份跨界全新解读，帮你发现国人价值观、思维方式、生活习俗源头，了解这个世界和自己。

王蒙讲孔孟老庄，“要的就是老王的那点灵气、经历、沉浮，那点切骨的感受与独有的体会，那点言之成理、思之成精的新发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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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代改变，但生根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思想，至今深刻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、行为方式。重温经典，与先贤为友，以孔孟精进工作，以老庄安顿身心，以传统文化滋养人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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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蒙简介：

王蒙,历任共青团干部、文化部长、中共中央委员,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,全国政协常委,全国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主任。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,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发表长篇小说七部,中、短、微型小说集十余部,评论集十余部,散文集十余部,古典文学研究三部,旧诗集一卷,新诗集二卷,并有取自英语、维吾尔语的译作。1993年出版《王蒙文集》10卷2003年出版《王蒙文存》23卷。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余种文字出版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青春万岁》《活动变人形》等，其中，长篇小说《这边风景》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；中篇小说《布礼》《蝴蝶》《杂色》《相见时难》《名医梁有志传奇》《在伊犁》系列；小说集有《冬雨》《坚硬的稀粥》《加拿大的月亮》；以及诗集、散文集、文艺论集等。

王蒙漫谈孔孟老庄适合人群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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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蒙漫谈孔孟老庄：道通为一

在中国古代圣贤中，老子强调“道”、庄子强调“通”，庄子讲《齐物论》的时候提到“道通为一”，说大千世界、林林总总从根本的存在上、本质上看都是相通为一的，都是整体的大道、天道的一部分。近年来，国家提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本期讲坛特别邀请王蒙先生从中华文化的宇宙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和方法论上进行讲述。

中华文化的理想

理想不可能完全实现，但这是文化的一部分。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，虽然没有实现，但是表现出了文化追求。

在中华传统文化中，最突出的理想就是“天下为公，世界大同”。《礼记》里面的这段话表明了这个理想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。矜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。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。故外户而不闭。是谓大同。”中国古代的理想追求，还有一个就是“无为而治”，我们都知道“无为而治”是老子的话，其实孔子也把无为而治看作一个很高的标准。在《论语》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孔子说：“无为而治者，其舜也与？夫何为哉？”能够做到无为而治的，不就是舜吗？舜没有做什么事情，就是端端正正地坐在北面，向着南面，各种事情无为而治。无为而治到底是什么？

老子也说过：“太上，不知有之。”权力存在的最高境界是它有没有你都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老百姓都非常自觉，一切都符合公德，符合他人的利益，符合社会全体的利益，就是你开车完全符合交通法规，所以你根本用不着考虑那儿有交警。所以，“太上，不知有之；其次，亲而誉之，其次畏之，其次侮之。”第二等才是歌颂统治者很好，这是第二层次。陈毅同志早在1950年左右已经写诗“赞歌盈耳神仙乐”，他很早已经看到到处都是赞颂，实际上也很好，但是这并不是第一等的。第三等是对权力的敬重，权力有令人生畏的一面，你不敢违反，否则会受到惩罚。对于权力，老子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况：“功成事遂，百姓皆曰：我自然。”事情办好了，老百姓都认为这是老百姓自己做的，这儿的“自然”指的是我自己做的，就是说权力的意图和人民的意图完全一致。老子还有更加聪明的话：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之心为心”，孔子也说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不若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。”比较起用行政的手段来引领，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，不如用道德的方法来引领，用树立文明礼貌的方法来规范。

尚德尚善

不管是儒家、道家，还是其他家，大部分在中华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，都认为人性是善的。法家在某种程度上，有讲人性不那么善的一面。中国文化的理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循环统一机制，应该怎么样治国平天下，倚靠的是文化、道德、仁爱，实行的是仁政，道德上有示范的作用，才能得到民心，得到天下，这是第一个问题，用道德、仁爱、文化来治国平天下。

第二个问题是，人的道德和善良，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讲得最清楚的是孟子，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”看到别人受苦、为恶，忍受不了，这是人性本身存在的，人会可怜弱者。如果你做了坏事，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情，会害臊，会讨厌自己。人性本身就是善良的。到了老子，他说：“能婴儿乎？”你能恢复到婴儿的状态吗？这是老子对初心的提倡，要和婴儿一样天真无邪，善良纯真。孔子认为人性里面有孝悌，对你父母是有孝敬之心，对于你自己的兄弟姊妹，肯定有友爱之心，这是孝悌。另外，孔子还认为人都会好学，一个孩子要学说话，学穿衣服，所以孔子也认为人性本来是善良的。庄子则强调一只鸟都知道飞得高一点，来避免弓矢把它打下，连田里的老鼠都知道把洞挖得深一些，怕你把它挖出来。所以，他们认为人性善良，百姓自然明白什么事能做，什么事不能做。所以执政也应该标榜、宣传，实行仁爱的政策，才能得民心，也就能无为而治。

第三个问题，善良是从哪儿来的？这是天性、天良、良心、良知、良能，良知就是不学而知，用不着学习，就会知道的。比如爱母亲，是谁上过孝顺课吗？不是，这是天生的。人性就是天性，这个话可不得了啊！这句话不简单！什么是天性？什么是天意？民意就是天意！民心就是天心！所以，老子说：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之心为心”，百姓之心就是天道，就是天意，执政必须符合百姓之心，符合民心，符合民意，你才是符合天心、天意，得民心才能得天下，孟子说得非常清晰。

第四个问题，天是什么？天既是超人性的神性力量，又是我们整个存在的总括。在中华文化里面，天既是唯物的概念，也是唯心的概念，甚至是上帝的概念。项羽打了败仗，说：“天亡我也，非战之罪也。”是老天爷要灭我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每一仗都打得很好啊！在很长时间中，天就是类似于上帝的概念，又是更高级更根本的存在的概念。萨特讲存在先于本质，孔、老则认为天是本质与存在的统一。老子认为这个统一的体现是道，孔子也讲道，更讲仁德。老庄喜欢从哲学上总结，孔孟喜欢从道德伦理上总结。所以，天的概念，既是哲学的概念，又是道德的概念。天还是万象整合、万法归一、道通为一的概念。《道德经》里面提及最多的字就是天，比道还多。

天又是道的另外一个名称，《道德经》里面有一句话：“道常无名，强字之曰道”，我对这一句话有别出心裁的解释，老子说的是，道是没有名称的，既是本体，也是方法；既是精神，也是物质；既是起源，又是归宿；既至大，又至小、至微、至精；既是正面的，又是反面的。这就好像数学里面的无穷大。到了无穷大的时候，正数和负数是通为一的，弧线和直线通为一的。所以，无法给道取出正名，只好取了一个字，它的字就是道。天指的是道，义指的是道，通指的也是道。

这样一来，中华文化出现了一个奇景，把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统一起来了，把天性、人性、为政、道德精神统一起来了。所以，从性善论这一点上来推衍，我们可以掌握中华文化的关键之一是崇尚道德。你可以说它是一种理论，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信仰。我们很客观地说，告子其实是有说服力的，他和孟子辩论，告子说，人性谈不上天生的善恶，是需要慢慢形成的，要看人受到什么影响和教育，既有善的一面，也有恶的一面；既有利他的一面，也有利己的一面，各方面都可能有的。今天看告子讲的很能服人。

但是，中国形成的是人性向善的观念，这影响了中国的文化、政治、哲学、文艺学、艺术、世道人心，已经被老百姓长期接受。在中国，你强调性恶的一面，很难得到老百姓的认同。所以，这也是一种信仰，经常要用对天良的诉求来推动自己的政见、权力的运行。中国梦的实现，也离不开对天良的诉求。

尚一尚同

现在很难找出一种文化像中国文化一样，有这样的概念，通了之后要同，通就是同，同就是通。道通为一，就是多种角度说来说去，其实是同一种话。尚一、尚同是因为中华文化追求的是一元论，同时追求一与多的统一。孔子说：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，孟子说“天下定于一”。孟子说，实行仁政是最容易的，只要善良一点就可以了。孟子主张人的善良与否，只是一念之差，所以到了王阳明那儿，强调知行合一，只要安了好心，就可以做好事。甚至到了孙中山先生那儿，他主张“知难行易”，也是因为看到了很多东西都是常识以内的事情。

按照老子的解释就更多了：“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，谷得一以盈，侯王得一而以为正。”天得到了一，就没有雾霾了；地得到了一，就不会地震了；河谷得到一，就会物产丰富了……《红楼梦》修建大观园的时候，要找园丁，照顾花草，买奴婢、小子，要有文艺工作者给大家唱戏，还要有寺庙，有一个尼姑庵，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，封建贵族的整体。这样一种思维的观念，中国形成了许多和别的国家不同的东西。

比如，九方皋相马。伯乐老了，君王要他去找千里马，他说：“我年岁大了，找不到了。你找我的朋友九方皋，他比我相马的本事还大呢！”然后，君王就派九方皋找马，九方皋领了“课题费”出差，一年后，找到千里马回来了。君王说：“这千里马是什么颜色？”九方皋说：“大概是黄色的吧。”君王问：“公马还是母马？”九方皋说：“大概是母马吧。”结果，牵过来一看，是一匹黑色的公马。君王说：“您连马的颜色和公母都分不清楚？我也不处罚了，走吧！”可是伯乐火了，说：“你要找特定毛色的马吗？是要找特定的性别的马吗？”君王说：“不是啊！”伯乐说：“九方皋给你找来的就是千里马，要它颜色、公母做什么？”中华文化太源远流长了，颜色、性别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找来的是一匹千里马。这是非常中国式的思维，抓大放小。现在我们讲“细节决定成败”了，这是工业文明的影响。

中国文化强调一，又强调多。为什么？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，又是一，又是多。在郭沫若的诗里面，有一句话有人说最早出自《华严经》，就是“你一的一切，你一切的一。”并非说我自己说话只是一，我同时看到了多，我代表的是多。我的一，代表的是一的一切，当我说一切的时候，又统一成为一，否则国家乱成一团了。原以为这是中国文化当中十分绝的地方，一是一，切就是各种部分，又是一，又是一切。后来我知道，人类有这个观念。去年9月，我在旧金山作一次讲座，之后去渔人码头吃饭，渔人码头的一个最大的餐馆叫“Oneisall”，一就是一切，美国原来也有这种思想。我本来以为这是廉价物品店，是一元店，但是事实上这是美国有名的大饭馆，意思是你到我这儿来了之后，就等于所有的饭馆都去过了。一就是一切，这是很牛的思想，又有一，又有一切。

中庸之道

不管是孔子、孟子，还是老子、庄子，都很注重中庸之道。国家太大，从秦朝开始到唐宋，集中统一的权力达到高峰，要依靠一批精英。孔子：“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”我称之为中庸理性主义，不要过急，也不要过于迟缓，过犹不及，应当恰到好处，掌握分寸，留有余地，恰如其分。《论语》最大的特点就是恰如其分。

比如，孔子说：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他要说的是如浮云，他并没有说其他痛斥的词，很有他的分寸。在孔子那儿，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，认为君子有一系列优秀的品质，但是小人没有。用朱熹的说法，君子和小人的区别，就像白天和黑夜的区别一样。到了孟子那儿，说的是“君子有终生之忧，无一时之患。”君子终生忧国忧民，却不会因为自己的小事在那儿患得患失。老子也说：“吾有三宝：一曰慈、二曰俭、三曰不为天下先。”这不是说他反对创造，指的是君王，你不要提出来天下人都不明白你要干什么的事情，这是老子对精英的理解。孔子不断分析“小人之过必文，文过饰非。”孟子说：“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也。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”孟子那个时候，对精英又有一些别的说法，认为是士和大丈夫，大丈夫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。庄子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说，认为有至人、真人。我这里想和大家说一个笑话，庄子说，常人练气功，练呼吸吐纳之功，是把气吸到胸腹里面，庄子说，我们这些至人、真人呼吸的时候，把气吸到脚后跟里头。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，呼吸能不能把气吸到脚后跟里头。为此，我请教过不止一位歌唱家，歌唱都是练习呼吸的，王昆老师跟我说，把气吸到脚后跟不太可能，因为脚后跟没有气室啊。但是，唱歌的人在用自己的气的时候，脚后跟会颤动使劲儿，所以脚后跟能吐纳，也有一定的道理。中国对于精英的考虑，实际上各种文化也是很一致的。

尚化尚通

我想讲一讲尚化、尚通。中国早就提出了“化”的观点，在《尚书》里面已经提出来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一切什么事情碰到钉子，无计可施了，这就叫做“穷”，你就要变，之后你就有了道路，可以维持下来了。到了庄子的时候，更喜欢用的是“化”，与时俱化，化和变相比，有些悄悄发生变化的意思。所以，我们不要认为中国人讲仁义道德，又讲一和同，中国人的思路很僵硬。不是这样的，中国人其实一点也不呆板，可以变啊，而且中国人承认有多种多样的选择。孔子说：“邦有道则智，邦无道则愚。”这个地方有道理，那么我就聪明；如果这个地方不讲道理，那么我就愚蠢。孟子的说法就是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。如果我没有条件，我就把自己管好了，如果我有条件了，那我就为天下百姓和君王效劳，这是孟子的说法。孙子说：“善战者，立于不败之地。”永远不让自己变成殉葬者。孟子说：“孔子圣之时者也”“伯夷叔齐圣之清者也”“伊尹圣之任者也”“柳下惠圣之和者也”。伊尹是任劳任怨，完成实际任务的。柳下惠是很和睦，好说话的人。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只要有活儿他就做，不管级别和待遇。

那么，“圣之时者也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孔子生活的时代千变万化，民不聊生，国无宁日，孔子如果不随时调整自己，把握分寸的话，他早就灭亡了。孔子尤其有一句话，让人看了心里面一动，他说：“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”我的选择更加宽泛，没有什么一定可以，也没有什么一定不可以。孟子讲过孔子一个故事，说他在一个地方当官，因为君王对他实在太好了，所以孔子认为自己的仁政可以实行。但是一次在祭祀的时候，用于祭祀的好肉没有拿到，孔子一怒之下就辞职了。别人和孟子讨论，说孔子太小心眼了，如果肉没到，那么再等会儿，好肉就送过来了。孟子说，你们不明白啊！孔子是因为君王对他态度太好，他不能对不起君王，所以才答应在这里做官。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他觉得在这儿不能实现他的理想，那么他就要走。说是由于仁政不能实现才走，那矛盾就激化了，所以他就找一个借口，说是肉正好没来，所以官没法当，就走了。大家也不会去责备这个国家的君王，缓和了矛盾。孟子有很正义的一面，但是也还有这种很世故的解释。

中国的思想理论是要想办法走“通”，老子、庄子更是主张以退为进，以弱胜强，以无胜有。老子甚至主张，柔弱是生命的特色，僵强是死亡的特色。

重视养生

中华文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重视养生，尤其是道家，把养生看作是人生核心价值之一。其实孔子没有专门讲养生，但是很多说法也是讲养生的。比如说，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”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”。孟子也不是不注意这个，他讲究的是“居移气，养移体”，影响人的体态、气质、精神状态。孟子认为理想的小康社会是大家有足够的土地，然后50岁的人可以穿上丝绸做的衣服，70岁以上的人可以吃上肉，孟子十分重视民生。同时，老子提出了“无死地”的概念，人因为进入了死地，所以才会死亡。老子说：“盖闻善摄生者，陵行不遇兕虎，入军不被甲兵。兕无所投其角，虎无所措其爪，兵无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无死地。”摄生就是养生，有凝聚的意思，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凝聚起来。这样的人，在陆地上走碰不到犀牛、老虎，在军队里面走，碰不到武器。碰到这样的人，犀牛没有地方用它的角，老虎没有地方下爪，士兵没有地方用兵器，这就是人不应该进入死地。说起来很简单，很有道理，就是危险的地方不要去，恶劣的习惯不要有，如果酗酒，就是进入死地了；和黄赌毒发生了关系，也是进入死地；贪污腐化也是死地，自取灭亡。庄子还说：“善其生，善其死。”活着的时候要好好活，死的时候要好好地死，充分认识到大自然的规律。庄子这些话都很令人感动：“夫大块载我以形，劳我一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”大块就是宇宙，要活着就要辛辛苦苦干活，稍微安逸一些，年龄已经大了，死就是休息。对死看得最开的就是庄子，他有很多名言。

孔子最有意思的是讲究吃饭的规矩，十分认真，说明了他对健康的重视、对食文化的重视，也说明了他对此岸、现实生活、活在当下的珍惜。孔子有很多讲究：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食饐而餲，鱼馁而肉败，不食；色恶，不食；臭恶，不食；失饪，不食；不时，不食；割不正，不食；不得其酱，不食。肉虽多，不使胜食气。惟酒无量，不及乱。”人吃得再多，不能够把自己吃东西消化能力压倒，这样就不好了。孔子说得如此正确，越是好东西，不能让它把人压住，人要压住它。

中国有一种特殊的说法，把儒、释、道、名、法、阴阳都能混合起来，化为一体。我去美国的次数比较多，有的时候和他们聊起中国，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“allmixed”，所有的都混合在一起。我上世纪80年代去的时候，还没有这种观念，一直到90年代、新世纪，大学教工食堂会宣布，今天有中国菜。一看，大杂烩就是中国菜，肉片、土豆片、胡萝卜片都混合在一起。他们认为中国的特点是混合。司马迁的父亲就说过：“天下一致而百虑，同归而殊途。”天下大道是一，但是人的考虑却有100种，归宿是一，但是道路途径有很多，关键是一而生多，多而归一。

北魏时期由于佛教盛行，已经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，到了唐代，这种主张已经被很多人所接受。合一混一的主张，一方面养成了学理上马马虎虎、不求甚解、不讲求准确性严谨性的毛病，另一方面其实解放了接受某种主张的信仰者的头脑，扩大了某种学派成员的选择空间，同时弱化了不同学派乃至不同信仰、不同宗教间的价值争拗与文化冲突。至于中国民间，这种类似“三教合一”的现象多有所见，天真可爱，莫名其糊涂。从好的一面看，中国人想办法把不同的道理、学派放在一起解释，不但是命运共同体，而且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共同体。

（本文为王蒙日前在上海图书馆的讲座，王培茗记录，王蒙审定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