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高球琐话

在上海世乒赛中，梅兹可谓最大的一匹“黑马”，其实单以实力而论，他早已跻身一流，之所以被球迷视为黑马，是因为他连胜王皓和郝帅，而且过程颇具戏剧性。梅兹的放高球，在一般人看来只是迫不得已的被动防守，在他手中却化腐朽为神奇，放死了王皓五个，放死了郝帅七个，可以说这十二分是梅兹连过两关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　　放高球是一种防守技术，但即使是防守型打法也不会把它作为主打技术，因为没有几个人愿意把自己置于这种被动境地。但它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，因为形成高球时，进攻方的心态往往是势在必得，所以一旦打丢了，挫折感非常强烈．而防守方则会因绝处逢生而士气大涨，放高球的得失分甚至会成为比赛的转折点。
　　放高球由来已久，但在乒乓球运动的早期，限于器材原因难以制造强烈的旋转，所以高球大多高而不转，进攻方容易掌控。比较著名的例子是第26届世乒赛男团决赛徐寅生杀星野的十二大板，这个经典战例说明，由于当时的高球旋转不强，进攻方有较宽松的环境在落点上调动对手，可以说，那时放高球是一种九死一生的游戏。在徐寅生之后，也有谢赛克杀斋藤清十六大板、曹燕华十五板放死梁英子等纪录，但对于强调进攻的乒乓球来说，这些纪录的意义不是太大，正如徐寅生戏言：“本人本事不大，打不死人家，所以才用了十二板。”
　　随着海绵胶皮拍的大行其道，尤其是欧洲两面弧圈球的完善，放高球在上个世纪七、八十年代进入了它的“黄金时期”，因为反胶海绵拍可以制造强烈的上旋，又高又转的高球威力大增。彼时，欧洲选手精于此道者不在少数，尤以法国人塞克雷坦为最，这位老兄人称“打不死的球怪”，运动生涯绵延至四十余岁，天性幽默，喜好临场发挥，中国选手里谢赛克是他的克星，常利用前三板逼老塞退台，然后用速度几板就处理死他，让老塞放高球的绝活打不出来，气得老塞哇哇怪叫。其后，瑞典人阿佩依伦亦长于放高球，队友瓦尔德内尔和佩尔森也耳濡目染，在当时的国际大赛上，瑞典人在中近台打不开局面时，时常撤到远台大放特放，由于这种高球对方不容易充分发力攻，防守方往往能得到不错的反攻机会，可以说在被动中隐藏着主动，因而成为当时一种有效的战术手段。在1998年曼谷亚运会上，金择洙也正是充分利用放高球“反扑取势”，在团体和单打中两胜刘国梁，这是迄今为止老金最值得炫耀的成绩。
　　进入九十年代，欧洲乒坛兴起了一股“不讲理”打法的潮流．其特点是站位近中台、全台抢攻、击球早，常令对手丧失反应能力，也使放高球的施展空间被大为压缩，几无用武之地。“不讲理”的代表人物盖亭对放高球不屑一顾，甚至嘲笑阿佩依伦的高吊弧圈球是“两面放高球”。
　　进入大球时代，由于球速减慢，撤到中远台的防守方可以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来制造旋转、控制落点，从而使放高球技术有所复苏。在眼下的欧洲选手中，除了梅兹，萨姆索诺夫、普里莫拉茨等实力派都是此道高手，塞弗也颇好此道，而中国队也出了像马林这样防守比较黏乎的选手，这使放高球技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。
　　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提起放高球，就必须谈到杀高球。传统的杀高球分为快杀和慢杀两种，快杀是指来球落台后甫一反弹的上升期即开始进攻，慢杀则是指待球适当回落后才进攻，快杀速度快，慢杀力量大，但是随着来球旋转的逐渐增强，快杀的失误率非常高，在职业选手的对抗中已少有应用。慢杀需要发力比较集中，同时要使击球动作找到一个高度上的平衡点。所以，杀高球的标志性动作是“单腿蹦”，即以一条腿作为支撑点，另一条腿屈起，以保证跳起后力量更好地集中在执拍手上，这一动作难度较大，业余选手很难驾驭自如。
　　杀高球，最讲究的是节奏变化，也就是如何打乱对方的防守节奏，这通常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实现：第一是落点的变化，以压住对方反手为主，迫使其向反手位移动，然后再伺机进攻正手位，当对手被调动到正手位以后，再杀回其中路或反手位，令对方在横向距离间来回跑动；第二是力量的变化，这其中也包括速度的变化，当进攻方以同等的力量杀高球时，防守方最容易适应也容易借力(俗称“对点”)，比较聪明的办法是轻重结合，改变球的飞行速度，使对方在纵向距离间来回跑动。进攻方落点与力量的变化相结合，令放高球者在横向与纵向间往来奔波，其阵脚自然大乱。另外，手感好的选手还可以通过“吸”短的方式扰乱对手，刘国梁、马林这一手玩得很潇洒，当然，这是建立在迫使对手高球质量下降。特别是落点近网的前提下。
　　放高球的成败还与比赛环境密切相关。在小馆里比赛，运动员的空间感相对逼仄，进攻方感觉容易发力，而防守方则觉得四面受敌；大馆则全然不同，空间一开阔，进攻方常常觉得来球又高又飘，加之场馆上空的灯光比较刺眼，心理上容易产生对高球的畏难情绪，而防守方则有一种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的快感。这就像我们业余选手常遇到的一类情况，在小的乒乓球室里打球，觉得击球力量挺大，可到了体育馆里常常觉得使不上劲，打不死人家。这也算是一种“环境决定论”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