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到姜永宁这位中国第一代乒乓球国手,战绩辉煌,为人忠厚,但在先农坛的历史中,却是一个让人唏嘘不已的名字。十年浩劫,毁掉了包括他在内的新中国数代乒乓人。
心怀祖国,进驻先农坛
在1956年进驻先农坛前。姜永宁与北京根本不沾边。他是1952年的香港男单冠军,这个冠军真是来之不易,他先在乒乓球房为别人拣球,后来又充当陪练,一步一个脚印才熬出了头。同年,中华体总广东分会邀请他代表广东参加第一次全国乒乓球赛,他取得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冠军。有人给他带话,贺老总希望他留下来,代表中国队比赛,他在香港的一切待遇都可以保留。
当时,姜永宁已是《星岛日报》的职员,在球坛的显赫名声使他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,但他对比了香港和大陆,觉得强大的祖国才是久留之地。至于待遇,他听说别的教练工资不高,便执意要把从香港保留下的工资降下来。后来,体委领导再三做工作,他才收下每月135元的工资。当年和他一起进驻先农坛的北京
乒乓球队教练是梁焯辉、傅其芳,男队员有王传耀、姜永宁、庄家富、岑淮光、王锡添等,女队员有姜永宁的妻子孙梅英和邱钟惠、叶佩琼、章宝娣等,他们都是当时最好的乒乓球运动员。姜永宁的刻苦与执著是出了名的,就是做教练,也堪称表率。60年代中期,他已经40岁了,为了带好队,他干脆住在先农坛,每天五点半起床,六点半便来到训练馆,从辅导队员到打扫卫生,从示范动作到给小队员当陪练,他都干得兴趣盎然。一天的训练下来疲惫不堪,但他常常拉着小队员回到球台旁,说:“我再遛你一遍。”他沉默寡言,显得有些冷峻,但内心却犹如一团火。观众来信向他询问打球,他有信必复;边防战士希望要好球拍,他花钱买来后认认真真地钉在木箱内寄出。
兢兢业业,却成日本汉奸
1968年春,文革的所谓“清理阶级队伍”运动向很多无辜的人扑来。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大院里,战战兢兢的姜永宁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大字报。一个比他稍稍年长的人用浓重的广东话低声地说:“听说国家体委造反派已经把傅其芳专政了,将来咱们也麻烦。”
和他说话的也是乒坛名将,叫王锡添。这两位宿将早在香港就名声大震,姜永宁直拍削球,足智多谋,号称“狐狸精”;王锡添横拍削球,骁勇善战,人称“小霸王”。不知哪位造反派得知了王锡添的雅号,告发他在香港就是个大恶霸,否则何以叫“小霸王”?王锡添已经受了审查,因此,他预感到他们这批香港归来的人都不会被放过。
没过两天,一张爆炸性的大字报出现在先农坛,标题是“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”。姜永宁看见这几个扎眼的大字,一下惊呆了。当晚回到家中,他把大字报的事告诉了妻子孙梅英,这位打球向来泼辣的乒坛女将比丈夫豁达得多,她说:“让他们写去,现在的大字报有几张是真的?”
姜永宁为人逆来顺受。他反复寻思是不是说错过话,平日的书信中有没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。他觉得应该认真清理一下。
姜永宁翻箱倒柜地整理带文字的东西。他把所有带文字的纸一张张地烧,弄得屋内烟熏火燎。孙梅英开门通一下空气,哪料隔墙有眼,被邻居汇报上去,又添了一条“销赃灭迹”的罪状,更大的迫害向他步步紧逼!
难忍屈辱,惨死先农坛
1968年5月10日下午5点,北京市体委专案组七八个人员从先农坛出发闯进了姜永宁家,先是大念“什么人站在反革命立场就是反革命派”的语录,接着向孙梅英宣布姜永宁已被专政。专案人员将姜永宁的家乱抄一气,并拿走了一包照片。
从那一包照片里,专案人员发现姜永宁少年时代拍的一张照片,衣服上有个小小的太阳旗。他们逼迫姜永宁承认是“日本狗特务”,姜永宁一再心平气和地解释:“那时卖的衣服常有太阳旗,我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往来。”但专案人员根本不予理睬,几个彪形大汉干脆抄起棍棒,朝姜永宁劈头盖脸乱揍。
5月16日清晨,在先农坛与他一起被专政的王锡添看着姜永宁肿胀的脸,小声问他:“他们打你了?”姜永宁摇摇头,他不敢说挨打了。在先农坛宿舍楼,队员们都出操去了。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,便独自走到四楼的一个房间里。人们回来发现姜永宁失踪了,便到各个房间寻找。王锡添看见他站在窗口,以为他要跳楼,便含着泪大喊:“姜永宁,你不要想不开,不要做糊涂事。”但姜永宁仍纹丝不动。人们打破玻璃跳了进去,姜永宁吊在窗口,已经断了气……
那是在先农坛运动员宿舍楼4层发生的一段凄婉的故事,掐指算来,已近40年。
后记:为此文我联系上了姜永宁和孙梅英的女儿姜小英,她说,姜永宁去世后,孙梅英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。这位50年代中国最出色的女子乒乓球运动员陷入了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。不久,
周恩来总理问起孙梅英的情况,国家体委军宣队回答:“她还有问题。”周总理说:“她一个学生出身的运动员能有什么问题?”这才使得孙梅英彻底脱离了被审查的境遇。后来孙梅英与一位善良的工程师葛层云结合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1993年孙梅英因脑溢血猝然去世。姜小英从父亲去世后从未进过先农坛体育场,偶尔路过也不愿意往里看。往事辛酸,但她说毕竟要理智地面对未来。